略說莊子的人論
一、以<養生主>為人論的開端
魏晉時代的所謂「談玄」之風，其中以老、莊、易經三者為主軸，許多不滿於「談玄」無益於國家社會的論點紛紛出籠，尤以對竹林七賢的批判為務，但人生觀的探索，本不應以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來看待，並且人生若真有價值與意義，則絕對不離實踐的層面，期許可以落實在人的情、意、知三方面的會通上，隱然把握著道德的化育卻又不落入道德的形式教條或基本教義的暴力宰制，故此，我們不應忘記所謂的「談玄」，一方面其實並非正襟危坐，大談歌功頌德的聖賢懿行，或是嚴守某幾大家之說，易造成附會穿鑿的誤讀，另一方面，即便不能確實定論莊子的某些說法，但有些有意義的誤讀或詮釋，如Paul de Man所言，可能才是開展作品生命的催化劑，試想郭象與王弼對「體」與「用」的見解差異，不也影響僧肇「體用一如」的看法，許多哲思仍不可能避免方法上的差異與實踐，在此，若果「談玄」有任何興味，應當是更期許著一份心靈的開闊與自由，得以隨手拈來獨特的創意或人生觀，造就品味的培養與價值的思辨，這些明顯地和鑑賞力與心態深深相繫，而其發酵醞釀的場域，仍須先以在生死之間段中的「人生於世」，漸進而轉化自身超越生死，整全人之為人的生命品質，<養生主.>在這樣的前提下，對莊子所謂的「人」有著提綱挈領的省思。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若說「知」並非只是知識或概念的靜態說法的話，則可行的說法是：由於客體認知的過程會藉著不斷地概念化(conceptualize)而拓展，原本有限的客體或人事物，將變成不斷擴張的龐然大物，這樣永無止境的定義過程(identifying, naming)，形成困頓，如果再據此為理而任其發展，設想出「有知」的狀態來論述人類如何更加的文明進化，則困頓到極處，「知」並非一般靜態的概念累積，更申論動態與方向的重要性；這兒我們不必控訴莊子有反知識的無明，莊子不認同的可能是某類認知：以知識為力量而被內化(internalized)來宰制(hegemony)、規訓(discipline)的暴力，人在其中往往不自覺地被植入(programmatized)許許多多自以為是的觀念或意識型態。
於此反省中，莊子應是肯定人有抵抗，甚至超越的力量的，「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其中的「為」與「近」暗示著主動，指出「善」與「惡」、「名」與「刑」均是在人有自覺的狀態下產生，若是慣性地把善惡的議題推到以名刑為判準，則自覺亡佚，這根本上就是造成問題之所在，所以「無」若同於「不要」甚或「超越」來看，主動下的自覺應當飽含謹慎與謙懷，「督」頗有返回自身、收回亡失本心的覺悟，加上「緣」再次指出人的主動性，人回歸一己之緊要處的自立自強，呼之欲出，「緣督以為經」便是用來糾正、抵抗善惡被過分概念化的極端與暴力，藉以肯定人之主動與自由的可能和可行。
事實上，這樣的推敲，導引出來的是以「自身」為出發點的思考(egoism, non egotism)，由「一己之生」冀求與追尋「養生」之整全，故至此方能進一步說「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這四句話應當視為莊子提出的「養生」的四種象限，從一開始客體認知、定名的領域，回溯一己的核心，以迄這四種理想的實踐，其中亦有著一貫的進程：「保身」取人仍有自然律的一面，生存之所需的事實似乎意味文明科技的推進，「全生」 陳明人應當有著對於內在生命提昇的期盼，正視生命具存之靈性是人之自立(a reliant self, self-reliance)的起點，「養親」則非以他人為立論基礎不可，「親」申言的正是他人存在的問題，「盡年」則有完滿的味道，滿有「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豁達與開悟，想必再對待他人、乃至於任何生命時，有著更上層樓的曠遠與融會貫通，<養生主>的首段的綱要，大致底定，而擅用寓言思辨的莊子，如果不是一位草率說說的文學家或哲人，便可能以其後的四項情境寓言來呼應首段，這樣的會通，應當間接地佐證了「養生」的重要，養生的「生」，至此而論，匯通成全體生命有情之無盡關愛。
對於<養生主>中的四個情境寓言，早有許許多多的解析，自不逮言，其中各有一些趣味處，筆者不訪提出來共享一番。庖丁解牛的例子，不必要每每連於道家養身練氣之說，不如廣義地比喻「解牛」為對物質世界的客體認知，較為妥貼，物質之於人身，不免有掌握運用的必要，但個人的心態，求「保身」為限，並非毫無責任的濫用。公文軒之問，在「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中得到釋懷，這裡和所謂的宿命論顯然不同，人之得以為人之物理性存在，條件本就依託於自然之下，身為有機的活物，所獲得的條件本來就沒有任何機率上的必然不變性，如果身體的元素均根源於自然，則「獨」本身就是「與」，是種「賜予」，形貌的缺陷或許人人皆可辨識，但正由於如此，以形貌缺陷為惡，或以此怨天尤人的話，時忽略了形貌之所以被認定有缺陷乃由己心之所欲而生的前提，天之所「與」，得之則善加把握，未得之亦可以無憾面對，一己生命的真正價值，從這份存在的心靈開始。「神雖王，不善也」，否決生命的品在於生存能力的掌握與運用，若非如此，則勢必生存條件越充足，精神越佳；但事實上是條件往往和成就行程反比，條件越多，成就越少，一般人以為生之飽滿方可益於心靈成長的說法，乃是背道而馳、緣木求魚，真正道德理性的落實，不可能沒有挑戰、困難、苦難，痛苦而帶來的成熟與成長，比起「神雖王」的在籠中為尊為大，較為真摯。最末的秦失弔老聃一例，情境乃人之親情的最難割捨，這從眾弟子是老聃為其子其母可以窺見，秦失一開始以為是平凡友人來看待老聃，而後丕變，他指出人往往自以為情感甚篤甚深，卻實是虛偽造作、感傷耽情罷了，三號合於「友」之意義，並未排斥情感，但求情之真摯誠懇，反觀人對於他人的關愛，每輒過分莫名，不能合於「安時而處順」的原則，便無法真正地頂天立地，體會天人相合的道理，何況真摯無為的超脫，並非無所是事，而是以「安」、「順」為體會一己、他人、乃至天地的匯通，此中的關鍵在於「情感的深度」，呼應著「高度的理性」的理性與實踐，莊子對人的看待，以及啟迪後世解套的寓義，仍有新義。
二、莊子的人之所以為人
基本上，莊子極力肯定人能自我超脫、自我覺悟的心智與能力，並由此批判世人之作繭自縛、畫地自限；如此一來，他以逍遙之遊為人最大之自由，以齊物之論為人最高之理性。因此，莊子十分關心人作為一有限的個體如何邁向無限的天地宇宙，並且深入個人之心理意識與情感活動之中，試圖通過有限開啟無限，穿過假相發現真實。如果說人是物質與精神的中間地帶，似乎莊子看重道的創生性勝過道的超越性，以至於把道當成天地造化的根源與無所不在的生命原理，乃出現「道遍在論」的泛神色彩。在此，「泛神」的意義並非完全依照西方宗教而言，並無對反一神論或偏向多神論的意味，也不在爭論虛無。將道德合一之論作為對比與統合的基本原理，頗有德福一致的儒家味道﹕「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以遍在通行的道與德統合天地萬物，而達致「道通為一」。
再者，「天人對比」在莊子書中處處可見，它一方面突顯天與人之對立，一方面隱指天與人之和合。這種生態觀是自然的，也是心靈的：天不蔽人，人不捐天；天自是天，人自是天﹔天為自然之總範疇，而人能解脫生、死大限，安時處順，回溯自然還歸本原，以至於至人、真人、神人，全般貫徹天人差異的價值行動，棄妄返真，循道求全，一切存在物的結構的有限性終可入於道的一貫歷程的無限性中。人論之成為莊子哲學的主題，同於美學中探討的天才，正因人之生命在有限結構中引身探入無限歷程，不滿足於擴張、具為己有，而一心於參與，一意於創造，莊子的人是有著道德理性的行者兼藝術家(practitioner and artist)。
基本上，莊子論人，首先正視人存在之現實。一方面如實理解人身之渺小，「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又說：「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這是對人的個體存在的描述。另一方面，莊子從有待以至於無待的生命進程，串連各種生命存在的具體條件，在<逍遙遊>一篇中追究御風而行的列子「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映照出個體生命的不自由，而以「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的無待──「無條件」，作為生命最高的自由。由此諸條件的積累組合，莊子析解了生命個體的相對性與有限性，進而以此覺知與解套，作為生命由小向大，破假歸真的契機。
接著，由天地之大結構返照人身之小結構，由生命存在系列的無數條件歷數人存在的依他性(dependence or interdependence)，進而推出一具有生命倫理義涵的結論﹕「自由與條件成反比。條件愈多，自由愈少。」生命自由或自我成全端視生命自身屬己之德，而生命之德之首要意義即在其相對於生命存在條件的超越性──此超越，旨在超脫生命之有限性，亦即在轉化生命存在之結構，以開放生命中內蘊無限的精神自由。
最末，莊子以「道」的無限，對比「人」的有限，而在人的渺小中看見人的偉大，在人的卑賤裏發現人的高貴，終在人的有限性之上證成人自身的無限性。這點恐怕和他所以不對真宰真君做任何的肯定有關，故「真君」或「真宰」經莊子以「無我」之道對待任何之我 (或「彼」或「此」的能知能覺的主體)，其實終究淹沒了主宰的根源義，而其動力義、生成義，也無屬己之義，乃多所假借於道，以道為根源，以道為動力，以道為生因，因此並無一般的根源義、動力義、生成義。可見，莊子之「真君」、「真宰」，並非為主體之成立而起造，它是一項「假名」，在真假對反的辯證之間，其「中道」即是此「道」，即是無我無他之道，「我」、「他」亦皆是假名，因人的生命存在不離有限之時空，人的生命運動也無能逸出此無限之道。據此說明了莊子並非不關切人的主體性，然就其一再地辨假及破妄的思維進路看來，莊子並未給予個體之「此有」終極性的存有義涵，反是以個體與個體之間的相依性及一體性，試圖消解個體之為個體的結構與本質，並化除一切涉及形質數量的差別──包括大小、久暫及種類等物質演化的景象。而有所謂「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的泛生機論。在<齊物論>裏，具體的方法，即「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是非雙遣) 的「以明」，由此叩緊「彼是莫得其偶」的「道樞」，而任是非作無窮之推衍，終於「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任是非兩行而無礙此，理性的工具性乃得以收斂，終回歸理性的本體，謂之「為是不用而寓諸庸」。至此，便不再有是非混淆同異錯亂的「滑疑之耀」，一切背離理性與生命的議論，如有始無始、有無，至於無無等源自「本體邏輯」的語言系統自可在「既已為一」的道體中默然，是謂「道通為一」，而吾人復「知通為一」。
如果說，生命倫理的基本原則即是道，而道之所以成為生命倫理的基本原則，正突顯道之為吾人生命之根源、動力與本因。明乎此，吾人便可發現：「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而這並非純屬境界義，而且是超經驗超假象超一切名言概念假立之世俗價值，所整合出來的新生命的實存蘊涵。因此，生命倫理乃能虛而實，靜而動，吾人便可於其上標立至高之超越人格，並同時解決形上學與超形上學、本體論與超本體論的對立。故唯通透生命倫理，吾人方可全面瞭解「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的真實意義，而不至於將之曲解成養生衛生的一套技術。
莊子不落入狹隘的人性論，不陷入天真的人文主義，其用心甚明。故當吾人謹慎地詮釋其人學之際，須注意﹕應如何在自我成全以至於自我滿全的努力中，超然物外，以免於「治其內而不治其外」之偏失，同時又知返能返，以建構一完全屬己之生命，以回復生命之本真，由超經驗而再入於世俗，由無人之情而再生發人性理趣，由反意念之造作而終投入一大目的中，實在是莊子人學最具關鍵性的課題，此一課題攸關一切生命之核心，它之能否得到圓滿的解決，和底下兩個哲學範疇有極密切的關係﹕一是吾心之真常究竟能否如同佛教如來藏識作「常樂我淨」之轉現上；二是人格至高之典範能否屹立於世俗之上而不礙其頂天立地，而不妨其洽自然合天人，得以進向重玄(玄之右玄)的奧境。
心或真或妄，或為主或為奴。莊子從師心自是之成心著手，釐清真妄的判準乃在吾心能否符應超是超非的心體──真宰真君，亦即在於吾心能否知道入道而行道。眾人所以役役，因眾人之心常在妄中﹔而聖人所以若愚，因聖人之心不自是其是，其認知作用已然回返認知之本源，其心常符真實之理，是理在心中，也是心在理中，這有三點可供思考：一是莊子確定人格自我超越之方向，二是莊子肯定吾人生命內在之滿全，且以真人之說作注腳，三是透顯吾人生命歷程的究竟旨歸。吾人生命之歷程並非只是侷促於時間序列中，而自有其本質序列。就莊子所最關切的人看來，真人在四者之中最具積極之人論意涵。真人最能知道體道，也最能顯發人義。「有真人而後有真知」這是莊子人論的無上命題，一舉解決了齊物論所殘留的所有問題，而將最棘手的認知叢結包孕在生命倫理及生命結構之內，以使知識為生命所用，也讓人文的道德意義有了既穩固又崇高的柱石。
總之，主體之豐富性來自人與道的合一，主體之獨立性則源自人與天的和諧，故莊子所謂的「自然」不在人性之外，自然與人性並非二元思考的對象；但若謂「自然」在人之內，則吾人理解莊子人性論的角度便須擺脫自我意識之窠臼，而無窮地開放向真實的存有之域，不過，以存有學的論點看待莊子人論，卻隱含幾個重大的問題﹕在人與道的關係中，如何引發生命之動力？如何建立生命之目的？而道又如何能成為生命最終之目的？在人不斷人性化的同時，該如何調解天之自然與人之造作之間的對立？吾人又該如何判定吾人意志所假立的目標(purpose)符不符合目的(end or Tao as end)？這些問題如不解決，莊子的人的典範便有被摧毀的可能。因此，莊子的人論不能只是一種「人的存有學」，而也該是一種「存有的人學」，其「存有」即逍遙天地所彰顯的一切，如此，莊子的逍遙精神方能全面體現於其至人神人真人之生命中。
如此而說，莊子中對孔子的批判，至多是指出「仁」「義」的目標都只能是人的目標，逍遙方是人之目的，而這當是能統合所有人生目標的最終的目的。由此可知，人若有最徹底的自由(逍遙之自由)，必然消除了自然與人為造作的對立，並使「道」成為人之最終之目的，而人生之動力即人生之根源，人生之歷程即人生之目的，一般意義的目的和莊子的道論之間確有「差之髦釐，謬以千里」的潛在的危機。
莊子的人論和莊子的道論，始終相應，其間由生命之歷程一以貫之，在生命的歷程無限延伸的同時，人與天地同在，因此人的歷程和宇宙的歷程並行無礙。由於莊子志在會通自然與人文，並期許人文由自然加以護持，莊子乃轉化歷程 (process)為進程(progress)，進而全面提升人生之境界，建構了逍遙的境界論，以符應其齊物的認知論，莊子的境界不僅由自我作主，萬物作客，還在主客之間鋪展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價值世界。因此，莊子以超越的美感經驗統合了認知經驗與行動經驗，而其美感經驗並不背棄人之主體性與個體性，如同真人並不輕鄙俗人，真俗之間，雖障礙重重，但一心了脫生死的智慧大可用以面對人生與宇宙，智慧的泉源即是極其高明的人生哲學。莊子致力於探求天人關係、物我關係以及生死關係的恆久的平衡，以凝聚人的意義，貞定人的價值，從而嚴正地對待人之為人的真實(reality)以及物之為物的事實(fact)，這未嘗不是中國人生哲學的一大瑰寶。
